我一抬头，血液在血管里瞬间冻结成冰。
看得出来，他过得不是很好，身上的衣服又旧又破，也不再像我记忆中那样挺拔。
但我仍一眼就认出了他，我们过去的排长独眼爱德华。
“盖布兰·约翰森。”
爱德华说，“你不是死了吗？听说你死在汉堡。”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或怎么做，我只知道在我面前坐下的这个人，可能让我以叛国罪与谋杀罪被判刑。
我觉得口干舌燥，过了一会儿才有办法说话。
我说，对，我还活着。
为了节省时间，我告诉他我头部受伤，一只脚严重受创，被送进维也纳的军医院。
那他呢？他说他被遣返回国，被送到辛桑学校的战地医院。
真巧，我原本也是被派去那里。
他跟其他人一样被判处三年监禁，服刑两年半出狱。
我们东拉西扯，闲聊了一会儿。
我开始放松下来，为他点了啤酒，谈了些我正在经营的建材生意。
我告诉他，我们这种人最好自己创业，没有一家公司愿意雇用一个上过东线的士兵，尤其是在“二战”
时期跟德国人合作过的公司。
“那你呢？”
他问道。
我跟他解释说，加入“正确的一方”
并没有帮我太大的忙，我仍然被视为曾经穿过德军制服的人。
爱德华一直坐在那里，微笑着，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
他说他找我找了很久，但所有的线索到了汉堡就断了。
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却在报上看见一篇关于反抗军成员的报道，其中竟然有辛德·樊科这个名字。
他重新燃起希望，查出辛德工作的地方并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人跟他说我可能会在施罗德酒吧。
我紧张起来，心想，来了来了。
但接下来，他说的话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你那个时候阻挡侯格林对我开枪，我一直没好好谢过你。
盖布兰，你救了我一命。”
我耸耸肩表示没什么，张嘴凝视着他。
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回应。
爱德华说我救他的行为显示我是个品行端正的人，因为我有充分的理由希望他死。
假如辛德的尸体被人发现，爱德华就可以做证说我可能是凶手。
我只是点点头。
然后他看着我，问我是否怕他。
我觉得我没什么好损失的，便将我的故事一五一十说给他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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