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两类人,还有一部分官员选择了自杀为皇帝殉难。
他们深受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的影响,心中秉持着“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
的观念,将对君主的忠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这部分人不在少数,比如监察御史魏冕、前文提到的王艮、大理丞邹瑾,他们以绝食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用这种决绝的行为,扞卫着自己心中的那份忠诚与大义。
太常寺少卿廖昇,亦是痛哭着与家人诀别,而后自缢而死,以死来表明自己绝不屈服于新主的决心,令人动容之余,也让人感叹传统思想对人影响之深。
再有就是那些抗节不屈的官员了。
他们恪守儒家大义,对朱棣通过军事政变夺取皇位这一有违“礼制”
的行为极为不满,不但不归顺、不自杀、不合作,反而当面斥责朱棣,甚至想尽自己所能去反抗。
明知此举是以卵击石,却依旧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可谓是铮铮铁骨,尽显气节。
当然,他们的反抗也引来了朱棣惨无人道的屠戮,被族诛者众多,甚至出现了“瓜蔓抄”
这样令人触目惊心的手段,除了被诛十族的方孝孺外,还有被诛五族或株连乡邻的景清、铁弦、卓敬等等。
他们用生命和家族的覆灭,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忠诚之歌,虽身死却名留青史,成为了后世传颂的忠义典范,只是这代价,实在是太过沉重了。
各路藩王在此时也都纷纷开始选择站队。
他们本就对朝廷的削藩之策心怀不满,而朱棣正是因削藩一事而起兵,如今朱棣大功告成,对于这些藩王来说,当下归顺朱棣,最起码自己的王位是能够保住的。
而且朱棣在诸藩中实力最强,他们即便有心去争一争那皇帝宝座,可面对燕军的强大兵力,也是有心无力,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权衡利弊之后,选择站在朱棣这一边,似乎成了最为稳妥的选择。
朱棣回龙江驻扎后,并未放松警惕,反而越谨小慎微起来。
此刻,皇位已然可以说是他的囊中之物了,但越是到了这个关键时候,他越明白不能为以后留下任何隐患,每一个决策、每一个举动,都可能影响到他未来统治的稳固性。
而那些选择归顺朱棣的文武官员们,也开始暗自谋划起来,不管建文帝是不知所踪还是崩逝于大火,大明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战乱,必须尽早确立新主,让天下安定,百姓休养生息。
他们期望朱棣能早日登基,如此一来,自己也好尽快在新朝之中找准位置,施展自己的抱负,为家族谋得荣耀与安稳。
翌日,也就是六月十四日这一天起,诸王以及文武群臣仿佛事先商量好了一般,多次上表劝进。
他们言辞恳切地表示,大明不可一日无主,希望朱棣早日登基,继承大统,以稳定这动荡不安的局势,让天下重新恢复秩序。
然而,朱棣却皆不允诺。
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厚的文化与政治缘由。
按照上古传统和儒家礼仪教化,虽说建文帝已经下落不明,但此时的朱棣和文武百官,依旧要上演一场“三辞三让”
的好戏。
“三辞三让”
的做法,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传说时代,像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的故事中,就有着类似谦逊推让的情节记载。
这些传说经过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传颂和渲染,逐渐成为了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理想的权力交接模式,被视为一种极具典范意义的礼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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