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吴地方言呼拉呼拉往耳朵眼儿里灌。
我就跟他们说：“其实叫‘侬’不如叫‘你’，你看啊，‘侬’有八划，‘你’就七划，节约了一笔，现在全国一盘棋搞经济，节约就是创造利润。”
同屋兄弟们乐得前仰后合，然后反驳我说：“那北京人干吗还在你后头加个‘丫’？不是又多了吗？”
我当时就愣了，一口紫菜汤差点儿从鼻子里喷出来。
“别乱学，别乱学，那算脏话，不文明。”
努力咽下嘴里的东西，我冲他们摆手。
那段时间，我感觉还不错，最起码和周围的人混得都挺好，想来我适应能力还挺强的，水土不服期渡过之后，奇迹般的胃口大开，晚上也能睡得着了，就是偶尔还会因为想我爸妈，想周小川而小小的失眠一下。
对了，说到这儿，我得纠正我前边儿犯的一个错误，那就是我的“上海无风”
论，经过沉痛反思和实地考察，我推翻了自己的观点，上海是有风的，而且有时候还不小，但比起北京来完全不是一回事，沙尘暴时风的威猛我年年经历，数九严寒时北风呼啸掀掉我们家瓦片儿我还记得，看来北方跟南方就差在这儿了。
“我们那儿一刮风就是灾害性的。”
我说。
那时候我还算过得高兴，和周围的人交流也还算顺利，虽然有时候还会为了彼此言语中的方言成分讨论半天，但时间一长，该懂的也就懂了，能习惯的也就习惯了。
刚开学的那一阵子，说忙也不忙，说累也不累，就是老觉得踏实不下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宿舍里有人带来了一把吉他。
我觉得特亲切，特高兴，甚至可以说是特感动，能摸到那暗棕红色的琴身，能触到绷得紧紧的那六根弦，我一下子找到了情感集中点，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成了宿舍里和班里的御用歌手，没回有点什么活动，我就抱着吉他披挂上阵。
当然了，平时也不闲着，我在宿舍里弹琴，给同屋的唱我会唱的歌，唱我给周小川唱过的所有歌。
我后来想想，觉得我的某种意念力传到北京去了，吉他弦上的某些个音符顺着京沪线一直传到建安里，传到周小川那儿，然后，他就顺坡儿下驴，“叛变”
了。
那天是礼拜二，是我到上海之后的第二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二，我接到了北京的长途电话。
“嚼子……”
一句可怜兮兮的呼唤，我差点儿没把眼泪掉下来，看了看旁边的宿办老头，我赶紧问。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还是想我想的？”
“建军……”
我就去——你的！
我心话说，你小子干吗呀？我意志不坚定，别勾搭我好不好？你再来这么一下子我非立马劫持一架飞机回北京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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