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莫高窟建造了大量的洞窟，其中包括两个大像龛。
作为冥想的辅助，作为向不识字的人宣传佛教信仰和故事的教学工具等，这些洞窟空间及内部壁画与造像被精心营造。
主要的洞窟通常由佛教僧侣、地方统治精英以及中原帝王等赞助人赞助，其他洞窟则由商旅、军官和当地的人（如妇女团体）资助。
安史之乱后，建中二年（781）吐蕃占沙州（敦煌），在吐蕃赞普保护下，莫高窟得以继续展。
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兵起义，收复河西十一州失地，奏表归唐。
在张氏归义军政权统治的晚唐时期，张氏家属及其显贵姻亲在此继续修建。
乾化四年（914）曹议金取代张氏执掌归义军政权，曹氏家族统治瓜（安西）沙（敦煌）12o多年，新建洞窟，还全面重绘重修前代洞窟和窟檐，在崖面上大面积绘制露天壁画，使莫高窟外观蔚为壮观。
北宋景佑三年（1o36）和南宋宝庆三年（1227）此地先后为西夏、蒙古政权统治，尽管仍有兴造修葺，但伴随丝绸之路失去重要作用和敦煌经济萧条，莫高窟已趋衰落。
元以后停止开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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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莫高窟兴于十六国时期，历经北魏、隋、唐、宋、西夏而讫元代。
现和保护，莫高窟在明代一度荒废，鲜为人知。
至清代（1644-1911）流放到中国西部地区的官员提供了关于该地区（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甘肃省）语言、民族和地形的连续记录。
在中国的各个朝代，这种地方文献的编撰传统一直传承不辍，自《汉书》以来的各朝官方史书中，都设“西域传”
。
伊犁将军松筠（18o2-18o9年在职）命谪戍官员编撰新疆的地方文献。
为了完成撰述，徐松于1815-1816年进行了实地考察以搜集资料，其间，他考察了敦煌的佛教洞窟遗址，记录了莫高窟建窟碑。
此外，他还注意到一些其他的古代遗址。
徐松刊布了一些着作，其中包括《汉书西域传补注》和《西域水道记》。
徐松还撰有新疆诗集一部（《新疆赋》），这是中国贬谪文人的另一种文化传统。
纪昀（1724-18o5，1768年贬逐）在乌鲁木齐的诗歌和日记，以及洪亮吉（1746-18o9，1799贬逐）的诗歌，都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许乃谷（1831-1834年任敦煌知县）继承了这个传统，着有《千佛洞赋》。
蒋孝琬（蒋师爷，？-1922），湖南人，1883年去新疆，在县、州行任师爷。
19o6-19o8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参见英国收集品）过程中，蒋孝琬一直担任翻译、助手。
蒋孝琬多年的师爷经验正是斯坦因所需要的，因此当他于19o6年5月见到斯坦因时，两人很快就开始了探险活动。
蒋孝琬以助手身份与斯坦因同赴敦煌，同时教斯坦因中文。
他协助斯坦因处理庶务，疏通关系，帮助斯坦因说服敦煌的道士王圆箓允许斯坦因和他接触藏经洞藏品。
2o世纪初-4o年代，2o世纪初至4o年代初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是敦煌石窟历史考古研究的端，主要是对石窟的考察、调查、记录和资料的公布。
敦煌在2o世纪引起关注，与藏经洞的现有密切关系。
王圆箓是一个云游道士，于189o年左右来到敦煌莫高窟，并在此定居。
他俨然成为石窟的民间守护者，并四处筹款以修缮庙宇。
光绪二十六年（19oo），在清扫第16窟的积沙时，他的一个工人突然现一个暗门，门内是一间小秘室，隐藏着堆得满满的4至11世纪的写卷和绘画。
该窟即是第17窟，并以藏经洞闻名（最初它是9世纪左右为洪辩和尚建造的影堂）。
王圆箓（1849-1931），王圆箓现藏经洞后，英国的a斯坦因（ar，1862-1943）、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和吉川小一郎相继掠走洞中大量经书等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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