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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章 杭州通判的赈济之行（第3页）

等句被指为借此讥讽当世变法集团中某些所谓的“小人”

。

在接待苏轼一行的筵席上，“如今且作华阳服，醉唱侬家七返丹。”

，老钱令歌姬们身穿道服，为苏轼醉唱《七返丹》来助兴。

“七返丹”

是传说中的一种丹药，有增功保健的功效。

传说“七返丹”

功参造化，练气之士，得此一粒，可抵二十年勤修之功，即普通人服之，亦可明目轻身，得享遐龄。

对于少年时期就从学于道士的苏轼来说，这种接待方式是在合适不过了，可见老钱人家也是在事先下足了一番功夫的。

到了苏州，在苏轼的主持之下，原籍成都府的通长老被请出来作为苏州报恩寺的主持。

这位通长老出身于成都府的仕宦之家，在西蜀原是名门望族。

他早年就精研《诗经》、《三礼》，幼年就胸怀大志，有着高远之心。

壮年时，本来仕途将成，却又抛弃了官职，从儒者变身为佛徒，但后来却从未抛下对儒学的研习。

让这样一位有着儒学基础的佛徒出任报恩寺的主持，在此地振响法铃，教化一方民众，实在是实至名归。

苏轼此行，本来是要赈济饥民的，但从当代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我们知道了民众的心理饥渴也是要好好地赈济一下的。

在苏州，得知苏轼前来，知州王诲（字规父）便取出仁宗皇帝赐予其父的所作飞白书，想让苏轼做一篇记文。

这篇飞白书是庆历年间仁宗皇帝赐给王父王举正的两个飞白大字“端敏”

，王知州想让苏轼写篇记文连带这两个大字刻成石碑流传后世的。

在苏轼看来，仁宗一朝上天下民融洽合一，天子臣僚欢畅舒心，仁宗本人更是敦厚质朴，恭谨有礼，被世人称为仁厚长者。

同时代被仁宗擢拔的士大夫，成就都早已光辉四射了。

因此，带着对仁宗皇帝的深厚崇敬之情，苏轼为王诲写下了一篇记文。

在苏州，苏轼还拜会了当地有名的诗人方惟深。

方惟深，字子通，莆田城厢后埭人，幼随父亲，居住长洲（今江苏苏州）。

此人早年便通经学，尤工于诗，为乡贡第一，后举进士不第，即弃去，与弟躬耕于乡土。

方惟晚岁深隐于吴地，以其诗名行于世，其诗格调之高直追晚唐诸人。

但是，老方却不喜欢苏轼的诗，认为苏轼的诗大多“淫言亵语，使驴儿马子决骤”

，这在历朝历代苏轼的粉丝圈里，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看来，古往今来不管什么人都是难以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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