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现在自己伸出嘴来谈中日事情,有点像樊迟樊哙的小兄弟一样,实实是“樊恼自取”
。
可是不相干,我还想来说几句话。
这并不是像小孩玩火,觉得因危险而好玩,也当然不是像法师振锡,想去醒迷警顽。
我只是看到别人的几句文章,略略有点意思想随便说说罢了。
胡适之室伏高信二君的两篇大文都在报上读过了,两篇都写得很好,都说得很有道理,我也很佩服,但是引起我的感想的却不是这个。
我所说的是一个在东京的留学生真君十一月二十四日写来的私信,其中有云:
“前日随东师观早大演剧博物馆,初期肉笔浮世绘展,昨又随其赴上野帝室博物馆并美术馆之现代板画展等,东师一一赐为详细说明,引起无限的兴趣。
同时益觉得今日的日本可敬可畏,而过去的日本却实在更可爱。
江户今虽已成东京,但仍极热望能在此多住几年,尤望明年先生也能来东京,则更多赐教启发的机会了。
然而这些希望看来似乎都很渺茫也。”
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清末的两个人,黄遵宪与叶昌炽。
黄君著的《人境庐诗草》卷八有《马关纪事》五首,显然是光绪乙未年所作,其一云:
“既遣和戎使,翻贻骄倨书。
改书追玉玺,绝使复轺车。
唇齿相关谊,干戈百战余。
所期捐细故,盟好复如初。”
黄君虽然曾著《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在中国是最早也最深地了解日本的人,但在中日战争的甲午的次年就敢于这样说,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胆识。
叶君诗文集外著有《语石》,最有名,殁后出版的《缘督庐日记钞》卷八记庚子六月间事有两则云:
“初九日,茝南来久谈,云日本使臣及统兵官因待中国太厚为其国主撤归,此必各国有责言,不能不自掩其同洲之迹,然而中国苦矣。
初十日,昨茝南云,庆邸回京往晤各国使臣,日使教之云,为中国计,第一请停战,第二急派兵剿义和团,无令他国代剿,失自主之权。
畿辅州邑得不致大遭蹂躏者,此两言之力也。
为我谋不可谓不忠,宜各国之有后言也。”
这里所记的是否事实我不能知道,或者茝南所谈原只是道听途说亦未可知,不过那都没有什么关系,所可注意的是叶君在庚子那时对于日本的态度。
这种态度大约也不只叶君一人,有茝南等人展转相传地来说,可知这空气传播得颇广,叶君却把它表示出来罢了。
从庚子到现今乙亥又是三十五年了,突然听到了真君的话,很有点出于意外。
真君本来是颇爱人境庐的诗的,所以意见与黄君相近吧?但是这里有点不同,黄叶二君亲日的意见大抵以政治为立脚点,而真君则纯是文化的,这是我所很感到兴趣的地方。
说到亲日,我在这里不免要来抄录一篇小文,对于这个名词略加说明:
“中国的亲日派,同儒教徒一样,同样的为世诟病,却也同样的并没有真实的当得起这名称的人。
中国所痛恶的,日本所欢迎的那种亲日派,并不是真实的亲日派,不过是一种牟利求荣的小人,对于中国,与对于日本,一样有害的,一面损了中国的实利,一面损了日本的光荣。
我们承认一国的光荣在于他的文化——学术与艺文,并不在他的属地利权或武力,而且这些东西有时候还要连累了缺损他原有的光荣。
(案如欧战时德国文学家霍普忒曼,非洲战争时义国科学家马尔可尼,各为本国辩解,说好些可笑的话。
)
中国并不曾有真的亲日派,因为中国还没有人理解日本国民的真的光荣,这件事只看中国出版界上没有一册书或一篇文讲日本的文艺或美术,就可知道了。
日本国民曾经得到过一个知己,便是小泉八云(lafcadiohearn),他才是真的亲日派。
中国有这样的人么?我惭愧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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