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倭寇很快就会开放码头,重新建设和缮治城内设施。
趁着这时候把张济忠送出去正好,然后再把钱大叔他们从管理属弄过来修缮教堂,一切顺理成章。
随着倭寇着手复兴旅顺城内的正常生活秩序,码头的贸易也在悄然的恢复。
因为詹姆士是着名时报的记者,倭寇为了防止詹姆士留下什么不利于倭军的证据,借着抓匪徒的名义去詹姆士的住处搜查过几次,但也没有搜查到什么。
也因畏惧詹姆士的特殊身份没敢再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钱大叔他们也被克里尔曼以修缮教堂的名义借调过来,是克里尔曼亲自去管理署挑选的人,看似随机的挑选并没有引起倭寇的怀疑,自此钱大叔他们暂时留在了教堂里。
就这样月初的时候,克里尔曼终于找到个机会,以采买材料为借口,克里尔曼准备带上张济忠从码头坐船到金州城,再从金州城把张济忠送到奉城,而后再从奉城坐火车到北平。
之所以到北平,是因为早在年前张父就给儿子联系了自己的师兄,打算过完年就把儿子送到在北平的师兄那里学习历练一番,可是世事难料,谁也没想到张家竟能遭此横祸。
为了防止小鬼子现什么端倪,克里尔曼带着钱大叔谎称需要带一部分彩色玻璃作为样品,找到可以制作玻璃的工厂给他们作为参考,然后用装玻璃的箱子做了夹层把张济忠藏在底下。
还有就是克里尔曼和詹姆士收集的证据,也得想办法带出去,并把那些材料寄回詹姆士的报社,可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藏在身上必定会被倭寇搜查出来。
最后克里尔曼想了个办法,他把詹姆士之前的收集到的证据藏进了鞋底,用胶水封好鞋子以求不被倭寇看出头绪,为了防止胶片有损伤,克里尔曼还在胶片上包了很多牛皮纸。
不出他们的所料,在上船时倭兵果真对克里尔曼和他携带的物品进行了严密的搜查,尤其是那个装着玻璃和张济忠的箱子。
倭寇兵把所有玻璃都拿出来看了,并马上就要翻走藏着张济忠夹层的棉花时。
克里尔曼心里顿时一紧,灵机一动连忙拿起一旁的玻璃,厉声质问倭兵为何弄坏了玻璃上刻着的图案,这是对他们信仰的不尊重。
眼看问题就要上升到国家信仰的层面上,自知理亏的倭兵长官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得好言温和的把东西给克里尔曼再放回箱子里,并请克里尔曼原谅他们的鲁莽。
这也亏得以往倭寇每次去克里尔曼的教堂排查匪徒时,克里尔曼都很配合也从来没有过激反应,所以这次克里尔曼因为玻璃上的图案突然难,才让倭军真的以为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就确实被唬住了。
化险为夷的克里尔曼带着钱大叔和他的玻璃样品,成功的上了船,并怒斥倭兵如果这块玻璃上的图案复刻不出来,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就这样在倭兵不安注视下,克里尔曼有惊无险的把张济忠带出了旅顺,为了不让事情暴露,克里尔曼和钱大叔带着玻璃去到奉城,同是在倭寇控制的管辖内,克里尔曼自是也不敢掉以轻心。
好在奉城里克里尔曼有相熟的神职人员——特拉雷克,把证据和张济忠一同转交给信任的人。
克里尔曼才在当地认真的寻找可以复刻玻璃图案的工厂,最后得知想要复刻一样的玻璃只能去北平了。
因为修缮教堂还有很多材料要自己准备,克里尔曼就把玻璃也转交给特拉雷克要他帮忙带到北平的工厂里复刻一下。
就此,在詹姆士,克里尔曼,特拉雷克等爱心的西方人士的接力下,张济忠最终从炼狱的旅顺城中逃了出来。
后来据克里尔曼给张济忠的信里说“尸体抬了一个月才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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