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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夫卡上校主管这个哨所，他接过我的军官证眯眼仔细瞧着，眼角细纹褶皱如同乌拉尔的蜿蜒河谷。
他应该和我父亲差不多年纪，皮肤却在寒流磨砺中如同砂纸。
“诺斯·尼基弗洛夫。”
他笑着按按我的肩膀，“好小子，像将军年轻那会。”
他大概是指我这副还看得过去的皮囊。
我父亲是个军人，标准的自由资本主义哥萨克，理所当然地卷进国内的革命战争。
老头儿所能做的也就是把我放逐到北西伯利亚，避开混乱与斗争。
社会主义是对于我们而言太过超前的事物，但我并不反对。
灰尘需要一番大雨洗尽——虽然这场大雨总会休停。
再说说我，我参军完全是因为我父亲。
圣彼得堡的军官学校将我安排到后方参谋部，大概是我的教官先生总说——要一个清癯而满身书卷气的年轻人上战场就是做梦——事实的确如此，我左轮手枪用得再好，急行军二十千米后照样喘得不行。
我不该是军人的。
说实在的，我小时候妄想成为一个天文学家，但那仅仅是太平盛世的妄想。
天文望远镜如今是不离身的，听说北西伯利亚有最明亮的猎户座腰带三星。
那就先写这么多。
我想以后应该常做笔记，如果不幸埋骨此地，我写的这些可以给母亲寄去。
12月21日
这几天熟悉了周围环境。
河谷从北往南纵列十七条左右，都在封冻期，山林植被覆盖率极高。
从哨所到城市徒步一天左右，但在这个季节，没有人敢走。
我们是一座孤岛。
保夫卡今早去巡山。
我守着哨岗，慢慢和其他几位熟络起来。
说真的，哨所里一共只有四个人，我、保夫卡、负责炊事的维克托，还有与我一般年纪、二十五六岁的安东。
“为土地与人民。”
这是哨所口令。
天黑得极早。
我带着望远镜去升旗的那片空地，将镜筒对准天空，在满是积雪的地面坐下。
风呼啸嘶吼，剐蹭着人的头皮，寒意从脊柱一直窜到脚底。
夜空最显眼的是西方人口中的“milkriver”
，我更习惯说它是上帝的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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