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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命运由此改变，铺天盖地的巨变却好像并不影响毕公馆里小家庭的幸福生活。
傍晚，谭央往女儿的嘴里喂着苹果，毕庆堂坐在旁边瞄了一眼报纸对谭央说，“这些学生就是沉不住气，着急宣什么战？还真把东洋人当回事儿啊？日本屁大点儿地方，咱们一人一泡尿就能把他们淹没了！”
谭央一向不关心时事，也不接话，毕庆堂接着喃喃自语，“对了，百货公司里的日本东西先不能卖了，省得麻烦，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再卖也不迟。”
十月初，从北平来了一封信，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是毕庆堂先生及太太，写信人的署名是徐治中。
信里面简短的说他通过蒋梦麟校长的举荐，南下去黄埔军校接受教育，信末了写着——慨尔赴国难，为四万万同胞而战，勿念。
毕庆堂看罢，埋怨徐治中书生意气。
谭央拿着信怔忡良久，她这一刻才惊觉，原来东北的日军侵略离自己离上海，并不远。
十月末，有人从西边捎来一箱手工做出来的木头玩具，是老周给干女儿言覃做的，箱子里还有张便条，说他可能要去北边了，收拾小日本去。
赵绫组织学生运动，风声紧的时候还带着孩子在毕公馆躲了两天。
谭央不知道接下来她的生活中还会生什么变化，她开始注意报纸上的新闻了，为那些遥远而又迫近的人和事。
☆、41.（39）吗啡
那本来就不是一个太平的时代，他国的侵略不过是对那个乱世的推波助澜罢了。
上海是时代的中心，却又脱离于那个时代而单独存在，这里的男男女女习惯于用报纸了解时事的风云变幻，可最终回过头来，最关心的还是生意买卖、摩登潮流，以及自己的小日子，毕庆堂和谭央便是这些男男女女中的一员。
对于学西医的医学生来说，解剖课是一个转折，从此迈过、由此开去便是另一番境界，是破茧成蝶的过程。
这一年十一月，初冬的晚上，毕庆堂把睡着的女儿小心的放到床上，随即来到书房敲了敲门笑着倚在门框上，“大学士，该睡觉了，时候不早了！”
伏案用功的谭央抬起头，愁眉苦脸的合上了书，靠在硕大的椅背上，“哎，下周一就开解剖实习课了？”
“嗯？”
毕庆堂投去问询的目光。
“看真的死人的尸体，我，还是心里犯嘀咕的。”
谭央有些难为情的说。
毕庆堂哈哈一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怕呀？怕就不要去了。”
谭央没理他，泄了气似的低着头将书收好放到书包里。
毕庆堂来到对面的沙上坐下，笑着轻声说，“没什么，有了第一次就好了，反正我是看惯了、不怕了，这世上根本就没鬼神，你记住就是了。”
谭央点了点头，想问什么却欲言又止。
毕庆堂狡猾的笑了，对她说，“你猜不到！”
两个人相视而笑，相处久了，有些话不用问不用说便了然于心，这便是默契了。
毕庆堂掏出香烟装上烟嘴，慢悠悠的点上烟，轻声说，“那一年腊月里，我十岁，喽啰说有笔大买卖，我父亲和几位叔叔就下山去了，我等了很久，后来趴在聚义厅的椅子上睡着了，再醒来就是大半夜了。
四周黑漆漆的，喽啰们全都回屋睡觉了，从他们住的房子走过能听见高高低低的鼾声，唯独，不见我父亲和几位当家的叔叔。
隐隐约约的，我能看见后山的林子里有松油火把的亮，我循着羊肠小道往那边走，都快冻僵了才走到跟前。”
“我们的父亲、你表叔、陈叔、老马，还有许二叔，他们六个人在一个大坑前，谭叔叔坐在坑边喘着粗气，许二叔正往坑里泼着煤油，坑里有好些尸体，有人的、有马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人死了的样子和睡着是不一样的，死于非命，真的很难看，他们都穿着绸缎的衣服，红的、绿的，被煤油泼湿了，松油火把照着，显得特别的鲜艳。
我父亲把手里的火把扔到坑里，腾的一下子，火就烧起来了，一向温文尔雅的谭叔叔当时疯了似的喊，你们都不想活了吗？我被那情形吓哭了，大家才现我，谭叔叔回过身背起我，头也不回的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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