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然赶紧请求，“以前江老师说过，我们的病历也会有留档的，应该就在档案室里。”
大叔的脸色立刻不好看了。
他重重搁下烙饼，把印有女星半身像的杂志往旁边一推，翻开登记表，非常不耐烦地问：“姓名，年龄，入院年份。”
“颂然，歌颂的颂，当然的然，23岁，2001年2月份入院的。”
大叔潦草记下信息，随手把笔一扔：“我现在就去查。”
他嘴上这么说，实际的动作却是翻开杂志，找到刚才那篇《高官与二奶，一口血色的玫瑰陷阱》继续读了下去。
五分钟以后，他读完这个狗血俗套的故事，张口骂了句娘，才想起颂然还被晾在电话那头，于是抄起听筒，信口雌黄：“查完了，你得过水痘。”
颂然一没听见桌椅挪动声，二没听见走路声，只听到近处的纸页翻动声，自然觉得疑惑，就问：“我是哪一年得的？”
那边失去耐心，直接发了火：“你这小孩怎么回事？说你得过就得过，我只查一次，爱信不信！”
接着，电话被挂断了。
颂然放下手机，望着漆黑一片的屏幕，嘲讽地摇头笑了笑——七年过去了，福利院还是老样子，一成不变，隔着电话也让人感到寒意。
很早之前，颂然记忆中的福利院大门口就挂着一条褪色的横幅，写着诸如“属于孩子们共同的幸福大家庭”
这样的标语。
大人们总爱说，这儿就是你们的家，你们互为兄弟姐妹，老师是爸爸和妈妈，生活多么幸福。
逢年过节，电视台和报社惯例过来采访，只要能引导孩子们面对镜头，说出一句“福利院是我的家”
，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
可每一个孩子都清楚，福利院不是真正的家。
“家”
这个概念太纤细，也太易碎，它像一件捧在珍珠绒上的玻璃雕塑，小小的撞击也会令它粉身碎骨。
有时候，当孩子们快要相信了，一番怜悯过度、接近羞辱的言辞，一个明里关爱、暗中嫌弃的冷眼，或者像今天这样，生了病，请档案室的大叔帮忙搭一把手，他们就会立即清醒过来，意识到——这里不是家。
无论墙壁贴了多少彩饰、桌上摆了多少花束，这里都不是家。
颂然抬起头，透过十二层的落地窗，对面是成排成列无比相似的玻璃窗。
他又转头去看阳台，一束迷离的阳光穿透云层，均匀洒入室内。
布布搂着蓬松的大毛团，光着脚丫子，蜷在悬垂的风铃草底下睡着了。
他悄悄走过去，坐在孩子身旁，为他盖上了一块小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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