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的记得，那是一九六零年五月一天的一个下午，太阳暖暖的，春寒刚褪去，夏天的燥热还没到来，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我倚在看守所监狱的墙壁上，透过高墙上仅有的一扇窗户，望着巴掌大的天空，发着呆。
说实在的，这个时候，还能仰望天空，实在是一种极大的奢侈。
“三六一。”
“到！”
“有你的信。”
刘卫国喊了我的代号，随手丢给我一封信。
他是一名民警，浓眉大眼，双眼皮，个头魁梧，是典型的北方大汉。
在看守所里，他负责看管我。
我已进看守所将近两个月，家人尚未来看我，也许他们以为我已死在膛子里。
这个万恶的年代，他们自顾都不暇了，哪里还有心思顾得上我。
生平第一次收到别人给我的信，这封信上没有署名，也没有寄信人的地址，只有收信人。
我不知道是谁给我写的信，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给我写信。
好奇之下，便拆开了信。
这是一封规整的文书，看了文书的内容，我情不自禁的笑了。
说实在的，当时我根本分不清我究竟是在哭还是在笑。
因为，如果我是在哭，可我的眼里却没有泪水，如果我是在笑，我的内心却又充满着肆无忌惮的悲伤。
人生就是这么神奇，当一个人跌到谷底的时候，面前突然出现无限的希望，这样的重大转折实在让人猝不及防。
手中这封信是考古研究所所在的文物局发来的，信上除了感谢的话之外，便是让我十五日之内，到市文物局考古研究所报道。
命运这东西，假如是注定了的，反倒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的无常。
兴许哪天来个命运大转弯，防不胜防就被甩下车了，也兴许在哪个大浪中，因缘巧合的抓住了机遇。
说实在话，过去我根本不相信命运，可现在，我竟然有点信了。
尽管当时我觉得改变命运的是这封信，但是，倘若从根源上说起，这封信只是一个结果，最重要的，还是那两口膛子（墓葬）。
那两口膛子，一个是我盗掘的那口，另一个是我帮助文物局考古队找到的那口。
六零年前后，我家这一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饥荒，十里八村的人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甚至还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情。
有的灾民为了活命，吃了别人，把自己养的白白胖胖，结果，养肥了自己又被别人吃了。
当时，我一家八口也在受灾之列，由于没有粮食吃，全家天天挖野菜，吃树皮，后来附近的树皮也吃光了，一家老小断粮很多天，眼看着就要饿死了。
为了让全家人有饭吃，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打算去掏膛子，用倒出的冥器换粮食，保一家人性命。
这个想法得到了家人的反对，虽然我家上一辈是干这一行的，但到了我这一代，便已经洗手不干，父母妻小也不想我在走上那条路。
可是，他们却没有拗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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