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第2页）
亚力山大二世的有始无终的改革终于不能满足国民的希望遂有一八八一年的暗杀；亚力山大三世即位，听了坡毕陀诺斯垂夫（pobiedonostsev）的政策，极力迫压，直到革命成功为止，是俄国文学的第四期，可以称作第二反动期。
这时候的“灰色的人生”
，可以在契诃夫（tchekhov）与安特来夫（andrejev）的著作中间历历的看出。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国民的暴弃与绝望一时并发，阿尔支拔绥夫（artsybashev）的沙宁（sanin）便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正是时代的产物，并非由于安特来夫的写实主义过于颓丧的缘故，便是安特来夫的颓丧也是时代的反映，不是什么主义能够将他养成的。
但一方面也仍有希望未来的人，契诃夫晚年的戏曲很有这样倾向；库普林（kuprin）以写实著名，却也并重理想，他的重要著作如《生命的河》及《决斗》等都是这样。
戈里奇（gorki）出身民间，是民情派的大家，但观察更为真实，他的反抗的声调，在这黑暗时期里可算是一道引路的火光。
最近的革命诗人洛普洵（ropshin）在《灰色马》里写出一个英雄，一半是死之天使，一半还是有热的心肝的人，差不多已经表示革命的洪水到来了。
以上将俄国近代文学的情形约略一说，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特色，是社会的，人生的。
俄国的文艺批评家自别林斯奇（bielinski）以至托尔斯泰，多是主张人生的艺术，固自很有关系，但使他们的主张能够发生效力，还由于俄国社会的特别情形，供给他一个适当的背景。
这便是俄国特殊的宗教政治与制度。
基督教，君主专制，阶级制度，当时的欧洲各国大抵也是如此。
但俄国的要更进一层，希腊正教，东方式的君主，农奴制度，这是与别国不同的了。
而且十九世纪后半，西欧各国都渐渐改造，有民主的倾向了，俄国却正在反动剧烈的时候；有这一个社会的大问题不解决，其余的事都无从说起，文艺思想之所以集中于这一点的缘故也就在此。
在这一件事实上，中国的创造或研究新文学的人，可以得到一个大的教训。
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
就表面上看来，我们固然可以速断一句，说中俄两国的文学有共通的趋势，但因了这特别国情而发生的国民的精神，很有点不同，所以这其间便要有许多差异。
第一宗教上，俄国的希腊正教虽然迫压思想很有害处，但那原始的基督教思想确也因此传布的很广，成为人道主义思想的一部分的根本。
中国不曾得到同样的益处，儒道两派里的略好的思想，都不曾存活在国民的心里。
第二政治上，俄国是阶级政治，有权者多是贵族，劳农都是被治的阶级，景况固然困苦，但因此思想也就免于统一的官僚化。
中国早已没有固定的阶级，又自科举行了以后，平民都有接近政权的机会，农夫的儿子固然可以一旦飞腾，位至卿相，可是官僚思想也非常普及了。
第三地势上，俄国是大陆的，人民也自然的有一种博大的精神，虽然看去也有像缓慢麻木的地方，但是那大平原一般的茫漠无际的气象，确是可以尊重的。
第二种大陆的精神的特色，是“世界的”
。
俄国从前以侵略著名，但是非战的文学之多，还要推他为第一。
所谓兽性的爱国主义，在俄国是极少数；那斯拉夫派的主张复古，虽然太过，所说俄国文化不以征服为基础，却是很真实的。
第三种，气候的剧变，也是大陆的特色，所以俄国的思想又是极端的。
有人批评托尔斯泰，说他好像是一只鹰，眼力很强，发见了一件东西，便一直奔去，再不回顾了。
这个譬喻颇能说明俄国思想的特色，无抵抗主义与恐怖手段会在同时流行的缘故，也是为此。
中国也是大陆的国，却颇缺少这些精神，文学及社会的思想上，多讲非战，少说爱国，是确实的；但一面不能说没有排外的思想存在。
妥协，调和，又是中国处世的态度，没有什么急剧的改变能够发生。
只是那博大的精神，或者未必全然没有。
第四生活上，俄国人所过的是困苦的生活，所以文学里自民歌以至诗文都含着一种阴暗悲哀的气味。
但这个结果并不使他们养成憎恶怨恨或降服的心思，却只培养成了对于人类的爱与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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