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于一切文化与物质进步虽尽了全力,幸福问题毕竟值得人类一切智慧的最大关心以谋解决。
中国人竭尽了他们的常识下过最大毅力以寻求此幸福。
好像功利主义之信徒,他们常热心于幸福问题,胜于物质进步问题。
罗素夫人曾聪慧地指出:“快乐的权利”
在西方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权利,从前和现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灵常被次一等的权利观念所支配着,他们注意于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宣战投票权、和被逮捕时应受审讯的私权。
可是中国人从未想到逮捕时应受审讯的权利,而一意关心着快乐的幸福,这快乐不是贫穷也不是屈辱所能剥夺他们的。
欧美人的处理幸福问题常取积极的态度,而中国人常取消极的态度,所以幸福问题最后可以收缩为个人的欲望问题。
可是一讲到欲望问题,我想就感觉到茫无头绪,我们真正所需的是什么呢?为了这个缘故,戴俄泽尼(diogenes)的故事常使我们发笑,同时也着实又羡又妒,因为他宣称他是一个快活人,原因是他没有任何欲望,当他见了一个小孩子双手捧水而饮,索兴把自己的饭碗也摔掉。
现代的人们,常常得自己困扰于许多难题中,而大部分与他的人生有密切之关系,他一方面羡慕戴俄泽尼的逃禅的理想,同时又舍不得错过一场好戏或一张哄动的影片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摩登人物之不安的心情。
中国人籍知足哲学消极的企求快乐,但其逃禅的程度尚未达到戴俄泽尼之深,因为中国人任何事情从未想深进,中国与戴俄泽尼不同之点,即中国人到底还有一些欲望,还需要一些东西。
不过他所欲望的只是足令他快乐的东西,而要是无法达到目的,则亦并无坚持之意。
譬如他至少需要两件清洁的衬衫,但倘是真正穷得无法可想,则一件也就够了。
他又想要看看名伶演剧,将藉此尽情的享乐一下,但倘令他必须离开剧场,不得享乐,则亦不衷心戚戚。
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几棵大树,但倘令地方狭仄,则天井里种一株枣树也就够他欣赏。
他希望有许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这位太太要能够替他弄几色配合胃口的菜肴才好,假使他有钱的话,那还得雇一名上好厨子,加上一个美貌的使女,穿一条绯红色的薄裤,当他读书或挥毫作画的时候,焚香随侍,他希望得几个要好朋友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个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宫中没有注定这一笔艳福,则也不衷心戚戚。
他需要一顿饱餐,稀粥汤和咸萝卜干在中国倒也不贵,他又想弄一坛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酿的,不然,几枚铜元也可以到汾酒铺去沽一大碗了。
他又想过暇的闲生活,而闲暇时间在中国也不稀罕,他将愉悦如小鸟,倘他能: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倘使无福享受怡情悦性的花园,则他需要一间门虽设而常开的茅屋,位于群山之中,小川迂曲萦绕屋前,或则位于溪谷之间,响午已过,可以拽杖闲游河岸之上,静观群鹈扑鱼之乐;但倘令无此清福而必须住居市尘之内,则也不致衷心戚戚。
因为他至少总可得养一头笼中鸟,种几株盆景花,和一颗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
故宋代诗人苏东坡就为了明月写了一篇美丽小巧的短文,叫做记承天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月元,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一个强烈的决心,以摄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热的欲望,以享乐一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该无福可享,则亦不怨天尤人。
这是中国人“知足”
的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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