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南京,曾经的六朝古都,曾经繁华的金陵,成了人间地狱。
日军的轰炸日益肆虐,尤其是南京陷落后,我们的教学秩序更是难以维持。
经常是我们正在上课,空袭警报就突然响起,我们不得已停了课。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快速藏起一些较为珍贵的物品,比如,热水瓶、笔记、书,然后,在轰炸警报声音的陪同下,跑到山上去。
这是常有的事情。
这样的奔跑,有时候,只是地点发生一下改变,要么从学校跑,要么从宿舍跑。
我们不知道日军什么时候会正式攻打长沙。
同学们在圣经学院的大草坪上举行集会,我们悲壮挥泪,表示坚决抗战到底。
或许,这就是那时,中国青年心底最真实的想法。
尽管,此时,我们手无寸铁。
然后,这里掀起了一股投笔从戎的热潮,同学们纷纷报名服务军旅。
这又让我想到了我的大哥和沈以诲。
此时此刻,他们在哪里,他们还好吗。
长沙的未来不明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战火,会真正蔓延到这里。
虽然暂时没有大规模的硝烟,但是,当时,很多人都觉得,长沙,将是今后日方重点进攻的目标。
再后来,经过慎重考虑,经过“留长沙还是去云南”
的艰难抉择,我们,又要迁校了。
炮火之中,学校仅仅在长沙停留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再次被迫转移。
正如校歌中的那一句“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
我们不信,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一处让我们安放书桌的地方。
1938年1月20日,我又开始放寒假,这是学校常委会做出的决议。
下学期,我们将在昆明上课,师生要在3月15日之前赶往昆明报到。
那又是一次兵荒马乱,因为,迁校,远远不止一句话那么简单。
2月中旬,学校开始迁往昆明。
根据老师和学生们的身体状况和经济状况,我们分海、陆两路,分别由三条路线前往昆明。
其中,有一路最为人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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