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个任务确实令人棘手。
一个成年人，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竟然失踪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程雨时开始思考，如果这个人有意躲藏，比如选择某个隐蔽的窑子藏匿起来，那么外面的人即使翻遍整个上海也难以找到他。
虽然租界管理方有规定要求住客住宿时必须登记，但这一规定很少得到严格执行。
如果这一规定能够真正落实，程雨时只需查阅一下账本，或许就能轻松找到那个藏身之处的家伙。
程雨时果断排除了华界作为可能的藏身之处，他判断这个人更有可能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藏匿。
然而，这两个地方都如此庞大，想要在其中找到一个有意隐藏的人，难度可想而知。
此时，程雨时想起了戴春风的训话：“什么叫特种工作？特种工作就是人之所不能为者我能为，人之所不屑为者我屑为，人之所不愿为者我愿为。”
他立刻下令情报队第一大队全体出动，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寻找那个失踪的人。
然而，两百多人的情报大队进入租界后，却像雨点落入湖中，只激起微弱的涟漪，无法掀起大的波澜。
更何况，特高课的人也在一旁虎视眈眈，情报大队为了掩藏身份，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很多时候甚至无法有所作为。
一旦被特高课的人盯上，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身份，沦为阶下囚。
情报大队的人一回到烂泥渡总部就叫苦不迭，再也不愿意进去寻找了，这就是大海捞针，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程雨时向特务处总本客观地反映了情况，他的意见是求助于“肝胆”
，但他没有明说，因为这是机密，但以他这么多年的情报工作分析，代号叫“肝胆”
的情报人员大概率就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他一定能接触到一些很机密的信息，比如宫崎躲在哪里？
两天后的深夜，刘松风和张达夫再次碰面。
自从张达夫独自负责电台工作以来，出于安全考虑，刘松风便减少了与他的见面次数，且每次都是在夜幕的掩护下碰头。
两人之间的联络方式也变得极为隐秘。
每当张达夫在书店门口挂出“收旧书”
的牌子，刘松风便知道这是今晚见面的暗号；而若是没有这个牌子，则意味着张达夫可能不在书店。
更为严峻的是，如果挂出的是“铺面转让”
的牌子，那无疑是警示他危险临近，必须立即中断接头。
张达夫将译好的电报递给刘松风，淡淡地说：“老余的意思是你自己决定，帮不帮忙都行。”
刘松风接过电报，眼中闪过一丝喜色，问道：“噢，老师已经回到总部了吗？他是不是不再担任总教官的职务了？”
张达夫点了点头，回答道：“听说他现在在总部担任技术室主任，但似乎还在继续干着教官的活儿。
听说总部计划在临澧那边建个培训班，大力招收有为青年。
战争就要来了，上海也岌岌可危。”
余幸民此刻已回到总部，亲自负责“肝胆”
小组的电报工作。
他明白程雨时的意图，于是将这个棘手的问题再次抛给了刘松风。
余幸民的态度很明确：有条件就去找找那个日本人，没条件就算了，反正战争迟早要来，早打晚打都是打，管那个日本人干嘛，爱死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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